1925年，东北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张淑贞躲到妓院避难。有一回，她照例接客，谁知刚脱掉客人的衣服，对方却掏出一把枪，指着她额头问：你认识我吗？跟我走一趟。
1925年的长春，风刮得像刀子。
妓院楼下却闹，酒盅碰桌，跑堂穿来穿去，脂粉味、烟味、炭火味搅成一团，像是外头再乱，也乱不到这扇门里。张淑贞那晚照旧见客。来人穿着厚棉袍，帽檐压得很低，进屋后不急着说话，只坐在那里看她。
她见惯了各色男人，没有多想，伸手替他解扣子。手指刚碰到衣襟，黑洞洞的枪口已经顶上额头。
那人问：“还认识吗？”
张淑贞顿住了。
是李杜。前些日子还带兵追她的人，如今竟装作嫖客摸进屋来。她没喊叫，也没往后躲，只把手慢慢垂下去。枪都到了眼前，再闹也只是白费气力。楼下还在唱曲，桌面还在拍得啪啪响，偏这间屋子像一下被冻住了。
她这一生，偏偏像被命运兜着圈子走。十六岁时被卖进妓院，几年后骑马带队闯关东，到了二十五岁，竟又躲回这间烟花地避命。
张淑贞生在辽阳穷苦人家。母亲走得早，父女俩守着贫寒日子熬。清末民初的东北不太平，地薄，人更薄，穷人家一个不留神，就可能把孩子推到没法回头的路上。她十六岁被送进长春“金玉堂”，从此换了名字似的活着。
她长得漂亮，性子又不木。没过多久，馆里最值钱的招牌就成了她。富商、豪绅、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，都愿意砸钱见她。老鸨小金宝把她看得死紧，像守着会吐银子的聚宝盆。那种地方从不讲什么怜惜，谁能挣钱，谁就被往死里用。
王福棠就是那时盯上她的。
此人在绺子里号“大龙”，不是吃素的主。他想赎人，小金宝不放。讲价讲不通，他就换了土匪的法子，在庙会上绑走小金宝的儿子，再派“花舌子”递话。那意思很直白，人换人，不答应，孩子未必能回来。
张淑贞就这样离开了金玉堂。
出了妓院，并不等于跳进福窝。山寨里是另一番活法，酒碗大，脾气也大，一句没说拢就能拔刀。王福棠倒是真心教她，骑马、开枪、辨方向、躲追兵，样样都往实处教。张淑贞也争气，手稳，胆子更稳。枪声一响，别人缩脖子，她偏能盯着前头不眨眼。
骑马也是，最初颠得腿根发麻，咬咬牙照样上鞍，后来一抽缰绳，马先听她的。
1923年，王福棠被人打死,那一下，张淑贞没有散。
她接过原来的队伍，打出“驼龙”的名号，带着两千来号人在五常、榆树、双城一带活动，势头还伸到德惠附近。一个二十出头的女人，要压住这么多亡命徒，光靠美貌没半点用，得让人服，得说话算数。
她给队伍立过规矩，不许朝穷苦百姓下手，主要盯那些富户、豪绅和欺压乡里的恶人。
话说得硬，执行起来却没那么顺。绺子里人杂，有人背着她抢老百姓，有人干出更脏的事，坏名声一沾上，洗都难洗。
于是她在东北的传闻很拧巴，有人骂她祸害，有人又愿意给她送粮，认她讲几分义气。
1924年，官兵围剿越来越紧。她的队伍熟地形，前几回没少脱身，也让追兵吃过亏。可匪帮终究拼不过正规军，枪械、训练、人数，哪样都吃亏。一次硬仗下来，队伍被冲得七零八落，能逃的各自逃命，不能逃的就倒在路边。张淑贞命大，冲出了包围圈，却再没有山寨可回。昔日跟着她喊杀的人，散得像被风卷开的草籽。
她躲回了长春妓院。
这地方对她来说，像旧伤口重新裂开。白天不能露面，夜里还得装得若无其事。门外脚步声一响，不知进来的是寻欢客，还是索命人。她曾经拿枪管着两千人，到头来却要靠胭脂和笑脸遮住身份，世道有时就这么刻薄。
李杜还是摸到了她的藏身处。
张淑贞被捕后，事情起了波澜。李杜收到两道电令，一道来自张学良，要求把她押往沈阳；另一道来自吴俊升，要把人解去八面城。后来的说法里，张学良是在报纸上见到她的照片，觉得这个女匪首既漂亮又有胆色，想见一见。
真假难下死断语，可她的名气确实已经闹得很大，连上层人物都被惊动。
一个从妓院起步的女人，竟能让两路权贵同时过问，这本身就够耐人寻味。李杜不愿留活口。他知道张淑贞有号召力，也怕她日后翻身报复。于是人还没有押到别处，处决已经先落下去。对他来说，电报可以再解释，活口若放跑了，麻烦却会长腿。
1925年，张淑贞被押赴长春刑场，年仅二十五岁。
沿路有人送吃的，有人递衣物，动作不张扬，却很扎眼。她披着白色斗篷，站得直，脸上没有哭相。临刑前，她高声喊了一句：“来吧，我不怕死。”可她临死时没有软下去，倒成了许多人记住她的关键。
枪响了。
从辽阳贫家女，到妓院红人，再到东北女匪首，张淑贞这一程走得太急，也太险。她身上有匪气，有狠劲，也有不肯彻底向命运低头的犟。
旧东北的风雪把她裹住，吹散了人，也吹不散“驼龙”这个名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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